映象新闻

当然，这不纯粹是营销，而是建立在产品比较优势的实体基础之上。

政府方面的改制逻辑是：健力宝管理层多次阻挠企业正常上市，内部管理混乱，必须实现管理层机制改革和股权结构换血，才能保证改制成功。2011年，李经纬被判贪污罪成立，获刑15年，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

李经纬的改制逻辑是：管理层是健力宝品牌和财富的实际创造者，政府不过是甩手东家，改制必须在股权安排上满足掌柜（管理层）的需要，这既是对管理层贡献的实际肯定，也是企业保持稳定发展的制度基础。扭曲是双方的：一方面，国企管理制度上没有成熟的激励与监督机制，不仅给能干的经理人留下了激励上的空白，也给后者留下了私吞的便利。  政府主导的改制，实质是将政府控制的75%国有股权转让，但转让决策及有关方案却没有让李经纬等参与。博弈结果是引入作为第三方的外来收购者，但第三方承诺给予李经纬部分认股权。他的前半生历经磨难，乏善可陈，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却突然爆发。

与李宁合作开展的运动服装项目也是商业成功的经典案例。健力宝进入第二任掌柜张海的时代。第二次被判入狱宣告了吴志剑赌商人生的终结。

在国内市场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与国际接轨日益深化的新世纪，吴志剑作为改革企业家终于落伍，其赌商气质、技法和操作已不适应规范市场经济的竞争要求，更无法见容于现代法治框架，而实业上的短腿一直是其致命伤。他两次被判入狱，但赌性不改。该案可以引发我们对中国改革企业家中赌商一族的深刻反思，他们胆有余而识不足，最终导致商业失败，昙花一现。赌性是商人天性，但赌亦有道，吴志剑属于道行深但道德浅的一类人，无法取得可持续的商业成功。

同时，为了满足审计与诈骗需要，他指示伪造了出租车牌照产权证300本，触犯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其次，他有着丰富复杂的早期创业史，以各种中低行业的倒卖起步，经营技法和抗压能力获得重要提升。

  然而，几乎就是在其领导的政华集团高歌猛进之时，商业帝国已然危机四伏，风雨飘摇，根本原因同样在于其赌性导致的重融资，轻实业的偏执商道，在有胆之外暴露无识的一面。最后，神舟集团二度创业，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谋取暴利。第四，国际化战略缺乏实业基础和健全财务制度，无法进入管理规范的世界融资与竞争体系，典型事件是吴控制的ITR因财务报告原因被美国证交所摘牌。他留给我们的教训至少包括：第一，遵纪守法意识，他的连续犯罪不是体制和法律不完善的结果，而是漠视法制、以身试法的必然下场。

单纯就商战赌法而言，吴志剑可谓有胆。另有公司员工等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吴志剑返还非法集资款。崩溃前夜，作为操盘手的吴志剑还以无权处分的形式对内部职工进行了一次洗劫，挖空了政华集团的核心伦理。根据《科学投资》杂志的归类，吴志剑属于企业家中的热血型或冲动型，赌性是其商业人生的底色。

赌商之谓，名符其实，一则言其在情商、智商、胆商之外凸显出赌性，二则言其因赌成商之道。出租车金融的破产也意味着政华集团商业帝国的解体。

对内部职工的诈骗违背了企业家基本的职业伦理。从其发迹史来看，他是不折不扣的赌商，没有实业基础，没有扎实投资，以出租车金融和证券倒卖支撑其商业帝国，甚至对其内部职工进行合同诈骗，突破企业家伦理底线。

2003年被判刑后，他很快以保外就医的形式出狱并继续从事赌商式的商业投机。第五，慈善与企业社会责任虎头蛇尾，回报家乡的诸多公益与商业项目成镜花水月领袖、口号、政策、运动，就是一切。五四的文化激进遗产逐步被共产党革命文化所吸收和改造。因此，革命的政治遗产和文化遗产是不相称的，政治是因应具体时空问题的对策机制，而文化则是超越政治的民族性存在。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种关于中国文化的青春精神和底层精神开始崛起，边缘群体开始中心化，逐步取代上层新旧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和社会领导权。

1905年废除科举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意味着阶层流动机制的制度性丧失从而人为制造大量有知识的革命者，而且取消了四书五经在中国政治文化领域的核心地位，致使中国政治精神出现巨大断裂。文化革命之一大要害在于政治语言的革命。

只是这一转向在最初并非十分明确，因为改革的最初任务并非文化修复，而是经济修复。五四运动的正当基础是民族主义和富强伦理，心智来源是知识分子进行的中西文化对比，两位先生就是这一比较研究的结果。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又是一个转折点，文化生产的基本规范进一步底层化和大众化，以民主化为正当性表皮。政治语言是一种公共语言，是一国政治文明程度的根本标志之一。

第二，政治层面的文化和解与复归尚处于寻章摘句式的辞章美学阶段，还没有达到真正根植中国文明机理的义理哲学阶段，这一跃迁需要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自觉与艰苦学理努力。文化革命之风并非始于文革，后者只是整个20世纪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巅峰而已。    不过，这一政治语言的文明转向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第一，革命文化带来的语言污染现象尽管扎根不深，但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完全消除，意识形态的复杂拉锯依然存在。由于辛亥初期民国民主政治与军阀割据混杂，国家四分五裂，文化亦莫衷一是，以至于当时世界上活跃的思潮在中国都有代理人，都可成为选项。

如此则又延搁了大致四分之一世纪，直到和谐社会与中国梦的政治自觉。第四，允许社会领域出现各种儒家书院、儒生结社、文化维权与竞取基层社会文化领导权等，以因应中国基层社会文化信仰空洞化之后基督教的强势渗透与挑战。

只是，中国的这一后革命的文明转向晚了四分之一世纪，其过程饱尝了继续革命之害。如果说废除科举制是破，则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立，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新文化的核心标志。

传统文化已成革命对象，不再具有价值统摄力，而新文化尚处于探索和形成之中。在整体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下，政治语言沿着青春化、底层化、民粹化方向快速进展，直到造反有理。

正道本应是革命之后的华丽转身，通过立宪建国和文化修复建构一种连续的大历史观和文化新秩序，以文化保守性克制和消磨革命激进性与破坏性。就像风俗、习惯、法律出自一个民族的历史脉络一样，政治语言亦然。然而，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不会想到，无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德先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的赛先生，都只是西方现代性的技术原则，作为现代性之来源与基础的古典性则处于中国人的观察视野之外。然而，阶级斗争与群众路线也不是每次都灵验，当它们被运用于反抗侵略和反抗上层社会时或可奏效，但若被真正用于群众内心的自我革命，所遭受之反弹与抵制力量会空前强大。

  因此，革命在取得其必要政治成就时应对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保持某种敬畏，不应长久流恋于既往革命过程的暴力美学与胜利者心理，做继续革命之迷梦。20世纪是中国的革命世纪，革命有诸多面向，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但最激烈的还是文化革命。

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还不时从历史深处发出令今人战栗的幽怨。文化是一个历史实践概念，是历史长期演进、积淀、交流互动的产物。

      通常认为改革是另一场革命，但其要害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另一场，在于指向一种后革命的文明转向。  近十年中国政治语言的一个明确走向是承受革命政治遗产的执政党开始深度中国化，淡化马列主义的教义语言，弱化底层文化的高位体验，逐步与传统文化和解，重建基于中国文明的公共政治语言，展现其典雅性和论理性的正面形象，其标志为：第一，在政治上明确支持儒家文化的研究与复兴，将之纳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梦范畴。